《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
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他的新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egatrends，Ten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ing Our Lives)。作者从十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蜕变之中，目前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调整。作者认为，美国最根本的变化是美国社会已变成“信息社会”。在这个根本变化的影响下，美国的基础工业、美国各地区的发展前景以及贸易的前景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将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政治态度。作者把美国今后十年看成关键性的变革和过渡时期，要求人们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未来的全面信息时代。
约翰·奈斯比特是美国《趋势报告》季刊的发行人，他被一些人誊为研究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发展趋势的权威，曾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大企业的顾问，在约翰逊总统任内曾在白宫任职，现任奈斯比特研究与咨询集团主席。本书出版后受到美国报刊和世界舆论的重视。
《读书》在一九八一年十一、十二期曾发表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的摘要，受到读者欢迎。不少读者要求比较深入了解国外的动向和趋势，我们相信本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因为我们尽管不能全部接受作者的观点，未来生活的趋势也未必全如作者所预测，但他提出的这些情况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以下按作者所提出的“十个新方向”，分别摘述。
一、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一九五六年，当时正值美国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恰恰在这工业经济表面蒸蒸日上的形势掩盖下，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然而却有着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在悄悄地出现，它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崭新时代的诞生。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就是：美国白领工人的数字超过了蓝领工人。
了解美国人的工作性质很重要，因为工作性质的比例影响社会的性质。
一九五○年美国劳动大军中仅有大约17％的人从事信息工作，而目前从事计算机程序编制员、教员、职员、秘书、会计、证券经纪人、经理、保险行业人员、官员、律师、银行业和技术员等信息方面工作的人已超过60％。另外还有许多人在制造厂商公司里从事信息工作。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大卫·伯契统计，美国目前只有13％的劳动力在从事制造业。
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为：(1)在信息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例如一百年前有不少人懂得如何建造钢铁厂，但拥有建造钢铁厂资本的人却不多，因而由于受到资本的限制，人们很难参加经济活动。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因而，只要拥有信息，人们即可参加经济活动。正因为战略资源是信息，美国小企业的数字在爆炸性发展，一九五0年代美国新企业的增加数字每年约为九万三千个，而目前企业增加数字每年约为六十万个。新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工作机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六年的七年中，劳动大军中增加了九百万人，但美国一千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却一个新职位都没有增加，小企业中增加了六百万工人，其余三百万进入了州和地方政府工作。在信息社会里，权力的新泉源已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的信息。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2)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在当前美国国外市场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却在毫无困难地大量出售其工业技术专业知识和管理技术。(3)人们注意和关心的是将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用了一百年，而当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只用了二十年。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人们来不及作出反应，人们不得不转而预计将来要发生什么。在农业社会阶段，人们习惯于向过去看，农民根据过去的经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业社会的时间倾向性是注意现在，而在信息社会里人们注意的是将来。(4)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liti－gious－intensive)社会。农业社会里的对抗存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工业社会里的对抗存在于人与经过人加工的大自然(fabricated nature)之间；而在信息社会里，对抗出现在人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之中。由于相互交往大大增加，其中有些关系毫无疑问将恶化，结果诉讼案件增多。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将停止发展或变得不重要了，过去随着工业时代的出现农业并未停止，变化只在于在农业时代由90％的美国人生产美国所需要的粮食的100％，而目前是3％的美国人在生产美国所需要的粮食的120％。信息社会的生产也是如此，生产过程中直接用手接触产品的人少了，但产量却提高了。
在估计美国经济情况时不应只看到经济萧条的统计数字，因为那是根据传统的工业，也即夕阳工业(sunset industry)的情况做出的，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信息经济和其他朝阳部门(sunrise sector)，而这才是代表美国经济发展方向的。
二、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变化趋势
三十年前，技术的引进到社会上来是强迫性的，亦即工人逆来顺受，没有不接受的余地，而三十年来，当某种技术引进到社会上来时，人类自然地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作者把这种反应称之为高情感(high touch)，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
五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工业化最高潮时期，美国65％的劳动力在工业中工作，其中大部在强迫性装配线上工作。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大量推销工业品的时代，高技术进入了工厂、办公室、通讯、运输、医疗制度，最后甚至进入了私人家庭。随着技术的无孔不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在一起成长。人们对周围的高技术的自发反应，就是发展出一套具有高度个人价值的对策以抵销技术的非个人性质，结果就是所谓的自助运动或个人成长运动(Personal growthmovement)，这个运动发展的高潮即人类潜能运动(puman potential movenet)如静坐、按摩、瑜珈、气功、禅等，也就是所谓以软性来平衡硬性的技术。
举一些例子：随着学校中普遍使用电脑，许多学校恢复了宗教信仰活动，进行祈祷，静思等；随着最新的厨房技术等高技术进入家庭，软色调(即浅颜色)、舒适、饱满、未经加工的外观、怀古、民间艺术如手制的被单等大受欢迎，装饰品和艺术品都强烈地表现出个性，人们强调的是艺术原作和只此一件；工厂里大量采用了机器人等高技术，另方面讨论工作上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工人小组也大量出现，即所谓的质量控制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
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到心脏移植、脑部扫描等高峰，人们却大量对家庭医生和附近的诊所产生了兴趣，在家中治疗和在家里生小孩也越来越流行，医院人员也试图在医院里创造一个更像家里的环境。避孕药是化学和药理学等高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的高情感反应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全面革命。社会反对婚前性行为虽然部分原因是出于现实考虑，因为怀孕会带来各种复杂问题，随着避孕药的出现，社会上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趋于旺盛，同居变得非常普通。
随着电子音乐的泛滥，人们对乡村音乐的兴趣大增，这也是对电子音乐的一种反抗。高技术进入社会越多，人们也就越希望和其他人在一起，尽管有了电视可以看电影、听音乐，甚至通过电脑购物，但人们仍愿上剧场、电影院，上街购物，一九七五年大屏幕电视出现后，许多人认为电影院要关门了，他们不了解高技术会产生高情感，人们去电影院并不只为了看电影，而是要同其他人一道哭，一道笑。
三、从一国经济向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
美国可以主宰世界经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的世界是个各国必须互相依赖的世界。
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导国，它的钢铁和汽车生产都超过美国，但这并不表示日本取代了美国的地位，因为日本同样受到新加坡、南朝鲜和巴西的挑战。在这新经济时代中，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越来越互相依赖，但美国国内各州却越来越不依赖中央政府，因此，目前出现了一句流行的名言：“考虑问题要胸怀全球，行动时要始于足下”(thinking globally，acting locally)。
最能说明全球经济变化的是汽车业。有四大趋势影响着汽车业的未来。(1)美国失去了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的地位。日本装有机器人的工厂生产一辆汽车只要九小时，美国工人要化三十一个小时。一九八○年日本生产了一千一百万辆汽车，超过美国40％。(2)全球汽车工业渐趋饱和。世界上有八十六个国家拥有汽车装配线，譬如墨西哥就已成为主要汽车生产国。德国的大众，日本的日产，美国的福特、通用等汽车公司都在墨西哥设厂，墨西哥一九七九年生产了将近三十万辆车。(3)许多汽车公司不可能继续生存，法国的雷诺公司已经买了伏尔伏(Volvo)旅行车厂10％的股份，法国汽车公司持有美国汽车公司(Americanmotors)的股票从5％跃到48％。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日本五十铃公司34％的股票。英国已同意在英国生产本田车，拥有西班牙伊比利卡汽车公司37％股票的日本日产公司与阿尔法·罗米欧共同投资在意大利每年生产六万辆汽车。上述情况只是一个开始，下一回合将出现合并、收购、破产等，汽车工业已成为第一个全球工业。这将产生“世界车”，亦即由全球制造并装配的车。(4)日本向日益高涨的压力屈服，在世界各地设立日本汽车厂。一般来讲日本不愿到外国发展，他们担心这样会失去生产优势，但是现在西方要求日本设立工厂以弥补日本进入当地市场的损失。一九八一年日本汽车零件占据了30％美国市场，一九八二年春进口车占加利福尼亚汽车销售量的70％。
协作生产(production sharing)将成为世界经济结合的流行方式，汽车业并非是这样做的唯一行业，小至美国的棒球手套，其中95％在日本生产，但使用的是美国牛皮，在巴西鞣制。又如袖珍式计算器，其中微处理硅片来自美国，在新加坡、印尼或阿尔及利亚装配，钢制外壳来自印度，计算机运到横滨再把日本制的牌子钉上去。
全球投资已大为盛行，由于七十年代美元的贬值，美国已成为欧洲投资者的圣地。今天美国最大的投资者不是来自中东，而是来自荷兰、英国、加拿大、瑞士、日本与法国。
外国人在美国购置产业数量日益增长，美国商业部统计外国投资为五百二十亿美元，而美国国会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表明，外国人在美国的所有权达三千五百亿美元。
美国一九七八年在二百七十八家外国银行里投资，一九七九年增加到三百十五家。美国银行的资产中12％为外国人所有，日本的占有率很高，西班牙银行的占有率增长幅度巨大。外国人全部或部分拥有一百家美国银行，财产总值七百七十亿美元。
在这个越来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必须与第三世界交往。唯有开发第三世界，北方的产品才能确保市场，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上，援助不是施舍，而是投资，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投资，因为传统市场很快就要饱和了。人们将向海外购买更多的优良产品，而不是象保护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会少买，企业，即使是小企业，现在也该考虑外销的问题。
越来越互相依赖的经济环境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例如美国在经济上和日本有密切关系，如果美日间发生问题，这两国就一定要设法解决。全球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和苏联、所有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做生意，因为世界贸易使我们更接近世界和平。
四、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趋势
全世界都在批评美国企业目光短浅，只注重短期眼前利益，宁肯牺牲未来以换取本季度的好生意。美国的作风恰好和日本练达的企业领导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日本宁肯牺牲现在以换取健全的未来。
不过现在有许多迹象显示美国管理人员已开始转变态度，长期计划已经成为许多商业界人士熟悉的题目，行销全球市场的企业尤其如此，例如，运输和建筑产品制造业者美国标准公司(American Standard)，正值一九七四年公司营业情况很差的时候突然由短期考虑转向了长期考虑，一九七五年该公司的董事会为高级主管人员除每年规定的红利以外，再加上长期奖金，而这长期奖金的多寡是和每份股票在四年期间的盈余情况联系起来的。由于采取了这个措施，一九七五年以来该公司的利润以每年30％的幅度增长，目前该公司设立了三种主管人员长期奖金。
美国企业的这种转变除受日本的影响外，有关自然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争论也是促进觉悟提高的因素，人们开始意识到短期作风的危险。例如人们意识到了短期的方便而污染空气和饮水，就长期而言就会对生活和环境质量造成损害。目前美国的林业公司都有可观的造林计划，人们都了解，如果只是伐树而不种树，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没有可用的树木了。
短期观点的产生是一系列报酬制度造成的。高级主管人员的薪金和红利是根据公司每年的收益定的，最高行政主管的任期平均只有五年，他们都希望在领导公司的任期内有所建树，希望证明自己可以在当年使公司达到高的收益，从而忽略了使公司能够维持二十五——三十年的策略。
从短期考虑向长期考虑改变的方法之一，就是应用所谓的“形势法则”(Lawof the situation)，也就是说要问问自己，“你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业”，企业环境改变后，公司必须根据变化后的世界重新考虑自己的目的。美国的铁路业就是不懂得形势法则的一例。现在大家都知道，铁路业当初应该了解自己是属于运输业，而不只是铁路业。不久以前，铁路还是美国社会最大的行业，可是时代变了，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大卡车，高速公路，巨型喷气式飞机，结果铁路成了落伍的行业，在迹象已经很明显的时候，铁路业的人员仍然毫不动摇，认为铁路是不会垮的，结果股票价格一落千丈。这是一大教训，今天认识这个教训就是要懂得审时度势，过去曾经经营良好的一些其他的重要行业，也即将被新的行业所取代。
十二年前，当大钢铁厂正处在巅峰状态时，阿姆可钢铁公司(Armco Steel)已发觉钢铁的好日子不会维持太久了，因而决定脱离钢铁业进入其他行业，这个决定当时被有些人认为是疯狂之举，结果证明，它的决策英明，摆脱了其他钢铁厂目前的厄运。
又如胜家公司，这个名称曾经是缝纫机的同义字，现在他们却成了航空公司。自从美国妇女抛弃了家用缝纫机之后，胜家逐渐转向航空业和电子业。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是，胜家的股票从一九七二年的每股93美元，跌到一九八一年的六点五美元。
关键是要对周围的变化保持警觉，并预测这种变化对自己单位的影响，然后要有所反应。应该在信号还不太强烈之前就能够听到它，汽车的附属工业如橡胶、钢铁、零件等企业，如果想等美国汽车工业复苏，那必然会惹祸上身，美国汽车工业不会复苏了，这些企业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所属的行业的处境，否则注定要遭受失败。
在当前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如果没有战略远见，一个单位的战略规划是一文不值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战略远见。
五、从集权向分权发展的趋势
集权的结构在美国各地都处于瓦解状态，但美国社会并未瓦解，美国的非集中化正改变着美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
在政治上，谁当总统都已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国会也成为过时的东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实体，美国第九十七届国会(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将提出一万五千个议案，但只有五百个能获得通过，而各州将提出二十五万个议案，其中五万个将成为法律。美国的商业应将其重点从联邦转到州一级上去，美国的地方政府以越来越坚持自己意见的态度对待联邦政府。
在商业上，曾经一度是全能的总部已不再能够以强硬的手段对待地区性的分支机构了。位于纽约市的广告公司已不再能搞一种产品广告设计供从上而下的全国性宣传运动使用并期待在全国各地都能取得成功。甚至在美国各地均设有分店的麦克唐纳餐馆也不能在各地区建造式样完全一样的餐馆了。非集中化的趋势已进入美国最保守的企业——银行业，有些地区银行正退出联邦储备系统，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美国的文化也在非集中化。美国人正在分散到小城镇和乡村去住，把老工业城市变成昔日文化正在腐朽的纪念碑。随着美国人的非集中化，多样化发展了，人们强调的是自己的特点，而不是和别人的相同点。过去美国人夸口说，在美国旅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房屋、同样的办公室建筑物和联号商店。现在情况不再是那样了。七十年代，人们看到的是具有地区特点和色彩的房屋，许多联号商店已经关了门，由非常具有个性的小商店所取代了。当代的美国人以地理特点来表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住在什么地方，就表现出什么地方的特点。
美国人反对把自己看成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多样化。在政治上美国人已经演变到人类种族大混合，无法建立中央政府，而从文化上讲，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建立任何形式的集中体制的要求。
美国的非集中化是和美国工业的衰退同时发展的，美国的工业机器可能是历史上最使人集中的力量。工业化社会要求有巨大的集中，如劳动力，物资，资本和工厂。大规模工业化的组织原则是，在一个地方以一种方式生活的东西数量越多，每件产品的成本也就越便宜。农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是非集中化社会，农民在各个适合生长的地方种植，而今天，只要有一部电话和一部打字机，就可以做信息生意。
除了美国的幅员辽阔适合分散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是民主所诅咒的东西。杰弗逊的主张“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又时髦起来了。一九七六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是美国非集中化趋势大发展的转折点，这个趋势不仅改变着社会上各种关系之间的结构，也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
六、从组织机构的帮助向自助的变化趋势
多少年来，政府、医疗机构、公司、学校等组织机构(institutions)是人们生活中发生问题，譬如需要食物、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生老病死时寻求帮助的方向。但是，我们逐渐在减少对组织机构的依赖，转而信赖和依靠自己。
这个趋势开始于七十年代，这象是在绕圈子，经过四十年对组织结构的依赖，我们又回到了美国的自助传统。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信念动摇了，我们转而认为只有依靠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才能有效地应付生活的打击。政府的传统职责本来只是保护公民，但是我们发展到要求它提供食品、住宅和工作。到六十年代，政府的职责甚至扩大到试验儿童的玩具，调节环境及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我们在维护自己健康的问题上依赖医疗机构，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依赖学校，在公司里工作，起初公司只管发工资，但我们把纯属自己私人的责任也推给了公司，例如要公司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关系，自尊和社会地位甚至归属感负责。
但在四十年当中，这些组织机构在不同的节骨眼上使我们失望了。大约在十——十五年前，当一些组织机构辜负人们的期望变得明显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有了转变，那时正值我们在对贫困宣战和对越南作战两者都失败的时期，我们转向了依靠自己，在共同的个人利益驱使下，我们开始互助和自助。
自助的内容有：防止犯罪活动的社区小组；加强邻里关系；为老年人谋取食物；重建房舍等；不要政府帮助，或只有地方控制的政府帮助。在医疗方面，自助承担了卫生习惯、环境保护、生产方式等方面的责任，并且要把这几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执行，要求把人作为身体、思想和情感这几方面的一个整体来对待。人们通过老年人收容所、自然分娩、家庭分娩等重新恢复了对生育、死亡这类过程的个人控制。助产士和妇产中心的数目都增加了，使妇女生孩子成为全家都一起忙碌的低技术的事情。自助是美国创业精神的结果，它排斥大公司，而喜欢自力更生和小商号。在学校教育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对公共学校提出疑问，有时人们排斥公共学校而喜欢上私立学校，甚至让孩子在家庭里受教育。
在医疗自助方面，美国目前有一亿人，也就是人口的一半参加了某种形式的体育锻炼。一九六○年时只有四分之一人口参加体育活动。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吸烟人数中男子减少了28％，女子减少了13％。出售保健食品的商店由一九六八年的一千二百家增至一九八一年的八千三百家。家庭保健用品销售额一九七○年为五亿美元，一九八一年增至二十五亿美元。
在自助创业方面，一九五○年创造的新企业有九万三千个，而一九八○年创造了六十万个新企业。美国共有一千一百万个企业，其中一千○八十万个为小企业。美国大约一亿劳动大军中有六千万人在小企业中工作。
目前有一千五百万美国人参加了五十万个自助小组，这些自助小组种类繁多，有退休人，寡妇，体重控制、戒烟、戒毒、精神病、残废人、离婚者等等小组，不一而足。有越来越多的人自己种植蔬菜和水果。
由于犯罪率的惊人增长，人们也转而依靠自己保护自己，成立各种类型的保卫组织以保卫自己居住的地区。目前私人警察的数目已为官方警察的三倍。纽约市有六百人参加了志愿警察队。
总之，工业—福利国家的宏观经济已经让位给了信息社会的微观经济。
七、从代议民主制向共享民主制的转变
共享制(participation)的行动标准已从下而上地在美国传播，组织机构应该怎样管理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在政府机构里，在商业机构以及在市场上，公民、工人及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参加决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如果决策影响到人民的生活，那么人民就应该参予该决策的制订过程。这是共享民主制(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指导原则，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执行这个原则，事实上共享民主制已经渗进我们价值系统的核心，在政府及公司里其影响最大。
共享民主制正澎湃地向上沸腾，要改变中央政府的发展方向。七十年代是政治上共享民主制的开始时期，复决(referenda)和创制(initiatives)都有了空前的增长。有众多的选民热情地参加这种活动，投票率可高达70％，80％甚至到90％，原因是创制和复决符合直接民主的需要，而直接民主是共享民主制的心脏和灵魂。
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政治问题，共享制的准则将改变美国所有为人服务、并雇佣人的机构，它首先涉及大公司。
目前有许多推动力量要求大公司更加开放，更加对群众负责，这些推动力量有：消费者运动，要求有更多的外来董事参加工作，股票新持有者的积极性(thenew share holder activism)，雇员要求有更多的权力，工人参加管理等等，所有这些推动力量的原动力都是共享民主制的准则。
代议制的衰退也象征着传统的政党制的结束。目前全国性的政党只在名义上存在。美国成了无党派人士的国家，人们用不与政党认同的办法来表达对政党的不信任，一九六四年美国人中有75％与某个政党认同，一九八○年这个百分比已降到69％，但是强烈地忠于某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持有党证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是以独立身份投票。用不了多久，如果一个人宣布自己绝对忠于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会被人们公开地认为是个思想狭隘，智力低下的人。
目前出现一大批新的小政党，如自由意志党，公民党，有权活下去党，经济民主党等等，这些政党已在地方性政治中崭露头角，但这些新党也将不可能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因为这样的发展和非集中化不合拍。未来的政党都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们将在州和地区那些需要采取真正行动的地方起作用。
八、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的变化趋势
若干世纪以来，金字塔式的结构是我们用来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结构形式。从罗马军队到天主教会，从通用汽车公司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它们的组织图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和信息从金字塔的顶端有秩序地流向底部，从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将军和主管人员，通过位于中层的副手和部门经理，流向底层的工人、士兵和虔诚的信徒。
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受到一些人的称赞，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批评，但批评者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或更成功的组织结构。
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广泛地谈论其他开明的管理办法，譬如Y理论(这是道格拉斯、麦克格雷高尔给用人道的办法激励人们工作的理论所起的名称)。这些方法当中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为日本人所采纳。这些方法经过日本人的实践于七十年代又以日本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就方式再次受到美国经理们的重视。
然而在美国，新的管理方式大半只盛行于商业书籍之中，很少有人在办公室或车间里实施。同时，即使我们试过一些新方法，那些方法的基础仍然是等级制度。管理学理论家们企图软化金字塔垂直结构内僵硬的权力流程，但是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彻底扬弃这一结构。
六、七十年代，沸腾着变化浪潮的世界把工作场所的大门冲垮了，专为等级制度而设计的美国工业社会陷入困境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与等级制度不协调的新信息经济。在信息经济里，僵硬的等级结构使信息流程缓慢，而速度与弹性正是新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同样道理，社会上仰赖等级制度而生存的集权机构纷纷崩溃，而小的、分散的组织却到处出现，它们之间非正式地联结在一起，不再依赖正式的结构。随着我们越来越看清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新位置，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对手面对面地接触了，我们这时才发现使日本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工业国的竟然不是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相反，日本工人组成了小型的、分权的工作小组，自己在作决策，而身处领导地位的人把工人小组的意见视为真理。随着更多的技术进入社会，人们对冷酷无人性的官僚式的等级制度越来越不耐烦。我们想要的是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多的高情感事物来对付技术日益侵入无人性的等级制度结构的情势。
目前，年纪轻、教育程度高，对于自己的权力有强烈意识的新工人开始进入了工作场所，等级制度和金字塔的整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不自然的。
上述这些情势的综合影响是强大和有决定性的。
我们曾经想重新设计和改进理想的金字塔结构，事实上我们对它已完全丧失信心，主要原因是它采用的是落后过时的从上而下的权力结构。
等级制度无法解决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这迫使人们彼此之间交谈，这就是网络组织的发端。网络组织是社会行动的有力工具，有心改变世界的人从本地做起，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
例如，妇女运动就是以典型的网络组织型式出现的。在美国各地，妇女组成小团体，通常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结合在一起来增强自我观念，以改变社会对妇女的传统看法。六、七十年代的保护环境运动和反战运动也是通过网络组织发展起来的。
网络组织还有其它的用途，例如，目的纯属为了省钱，人们互相联系安排几个人同乘一辆汽车或共用一辆卡车等。加利福尼亚州的同车计划可以节省上百万的美元和上百万加仑的汽油。
网络(net work)是什么？简单地说网络就是人们彼此交谈，共享思想、信息和资源。要注意网络组织(net working)是个动词，不是名词，重要的不是最终的成品——网络，而是达到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使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互相联系的沟通途径。
网络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共享信息与关系，它还可以由单纯的转移资料变成创造与交换知识。由于网中每一个人都接触到信息，因此他们可以综合，然后得到其他新的观念。网络组织就可以共享这种新出现的思想和观念。
网络组织横跨整个社会，使我们对人和事都有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了解。而官僚组织看起来就象是个通常的组织序列图表，排列着一些以等级制度秩序安排的小方格，领导者位于最上方。网络组织与之不同，有人形容它是“一个结法不甚高明的鱼网，有许多各种大小的结节，或网眼，彼此直接或间接相连”。应该补充的是，网络组织比这更为复杂，因为它具有三度空间，就结构而言，一个网络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
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趋于平衡。网络组织的平等不是因为每个成员身份平等，相反，因为网络组织是以斜纹的型式编织的，具有三度空间，因此包含着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待，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
家庭，教会和邻里关系等传统的网络组织在美国社会里已经逐渐失势，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网络组织，即所谓的自然民主的相当于古老部落的现代对等物。网络组织满足了人们对归属感的高情感需要。
等级制度未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与组织外的人互相交谈，这是形成网络组织的第一步，一群群的人聚集在一起来谈论传统的结构未能顾及的事情及问题。
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水平，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等级制度要使人向上爬，往前走，因而产生压力、紧张与焦虑。网络组织把权力赋予个人，网中人彼此教育。在网络组织中，对自己的报酬来自把权力(empower)赋予他人，而不是超越他人。
九、从北向南发展变化的趋势
一九八○年美国人口普查表示，美国的南部和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超过了北部和东部。南部和西部的人口现有一亿一千八百万，而东部和北部只有一亿零八百万。每个美国人都非常清楚，这种大规模的转移并不仅表现在人口上，美国的财富和经济活力也从北部转移到了南部。
目前可以从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仍然在失业，另方面落基山脉欣欣向荣的城市里，油田工人每星期挣一千多美元；一方面北部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另方面南部报纸上厚厚的招聘广告在乞求工人到那里去工作。
除了这显而易见的情况之外，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从北向南转移的全部含意。七十年代的人口变化在一九八二年表现在政治上的是，十七个众议院席位从北部东部转给了南部和西部，有十一个州的席位增加了，十个州的席位减少了，纽约丢掉了五个席位，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斯三州各丢掉二席，佛罗里达增加了十席，得克萨斯州增加三席，加利福尼亚增加二席，马萨诸塞、密执安、新泽西、印地安纳、密苏里及南达柯他各失去一席，而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俄勒冈、田纳西、犹他、内华达和华盛顿各增加一席。
在经济方面，一九六八——一九七八年间，大部分新创造的职位，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新职位是在阳光带或西部州。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这期间美国共创造了一千八百四十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东北部和中西部只创造了六百一十万个，而南部和西部创造了一千二百三十万个。与此同时，随着工业时代的逐渐后退，北部还丧失了成千上万个工作职位，由于北部的经济基础大部是制造业，所以这里遭受的打击最大。《纽约时报》有一篇署名文章说：“从马萨诸塞州到明尼苏达州，在北部的各州里到处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工厂、仓库，或者是曾经由这类建筑物所占据的地方现在变成了空地，这清楚地表现出大移民的结果，它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从北向南的转移有五个特点：一，这个转移实际上是向西，向西南和向佛罗里达州的转移。二，这个转移中包含着不是因果关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北部的衰退，另一个是西南和西部的兴起，这两者是两码事。三，这个转移的势头很强，比一般人起初所想象的强得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不可逆转的势头。四，阳光地带的爆炸，实际上就是三个州，即，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十个城市：阿尔布开克，奥斯汀，丹佛，菲尼克斯，盐湖城，圣安东尼奥，圣何塞，圣迭戈，坦帕和图森。五，这个转移所造成的结构性危机最终将迫使北部和南部重新审查他们各自的经济目标和目的。
十、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选择的转变
从战后一直到六十年代，美国人一般的选择是相当狭窄和受到限制的。美国家庭的生活内容很简单，父亲去工作，母亲留在家里抚育二点四个小孩。当时人们也没有很多事情要决策，当时的世界就是非此即彼两种选择，例如：我们或者结婚，或者不结婚(当然一般都选择了结婚)；我们或是从上午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或其他人们一般的正常工作时间)或者不工作；我们或是买福特牌汽车，或是买雪佛莱牌汽车；我们或是吃巧克力冰激凌，或是吃香草冰激凌，等等。应该承认我们有时也有第三种选择，例如收听无线电广播，我们或是收听NBC电台，或是收听CBC或是听ABC台；看杂志我们或是选择《展望》杂志，或是《生活》或是《邮报》；在吃冰激凌方面我们也可以加上草莓的。但这仍然是非此即彼的社会，是个群体市场(mass market)、群体市场宣传的社会，人们单调的口味很容易就被少数几种产品的选择所满足。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发展到表面上较平静的七十年代，但在这期间，六十年代的价值观念却在渗透整个的传统社会，这为八十年代的空前多样化铺平了道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统一的群体社会分裂成许多不同的人群，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这是搞广告宣传的人所谓的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或市场非集中化的社会。
我们还记得从前我们一提起浴盆，就知道它是白色的，一提起电话，就想起了黑色，一提起支票，就想起了绿颜色。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目前美国出售的汽车和卡车有七百二十五种，这说的是型号，且不说它们的颜色。在曼哈顿有一个专卖电灯泡的商店，那里出售的电灯泡有二千五百种，目前美国市场上出售的香烟有二百多个牌子。
在家庭和工作等基本范畴里，非此即彼的选择已经发展膨胀到多种多样非常个人化的安排和生活方式。多种选择社会的基本思想已经流入人们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如宗教、艺术、音乐、食品、娱乐。目前甚至发展到文化、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在美国都可以得到赞美。
美国人对新移民浪潮的反应即为一例，美国人终于抛弃了大熔炉的神话，学会了推崇多种民族。我们周围的新语言、民族食品及餐馆，还有外国文化，似乎都符合多种选择的心理状态，这种新的开放态度使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美国著名教育家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说，如果你的选择在增加，这说明你受的教育程度在提高，如果你的选择样数很少，这说明你受的教育程度低。同样，一个社会如果它能使公民的选择增多，这说明这个社会在发展，反之，就说明这个社会就停滞了。美国多种选择的发展，大部分是为了适应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自我表现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在教育、宗教、工作、艺术以及市场等等方面都是如此。从这些范畴的生产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无论生产什么东西都会有市场，而美国人也越来越习惯于每天出现的新风味。
书摘
姚琮
对《记丁玲》的一点订正
一九八一年十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成功之路》，介绍了十位比较著名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介绍丁玲的一篇题为《在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记丁玲》。写得抒情意味很浓，请看下面一节文字：
太阳，宇宙中的光华之王。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普照大地的时候，世界是多么辉煌、灿烂、明艳和壮丽呵！没有太阳，就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力、没有生命，整个地球就会陷入黑暗、冰冷、僵固、死寂！
一九四八年丁玲把她新完成的关于描写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命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决非偶然。
这节文字，可以当作诗来读。但，诵读之余，我突然考虑到：这节诗意盎然的抒情文字，所介绍丁玲“关于描写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的“命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事实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丁玲的新作——描写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脱稿于河北的正定联大，当时她把作品命名为《桑干河上》，同年下半年由东北光华书店内部发行，后来又加印多次(复印的就是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一九四九年间在上海印行的版本，书名仍是《桑干河上》)，直到一九五一年，丁玲才将书名改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时对作品也有较重大的改动)，仍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一由新华书店印行。顺便提一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后，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之前，丁玲曾作了一些挖版改动。一九七九年重印时，丁玲对作品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补白
龚明德
诗的解剖
结构主义诗论
认为自然和艺术的美都象活的有机体，一经冷静的理性剖析，便遭破坏而了无生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十分普遍的观念。华滋华斯有几行诗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Sweet is the lore which Nature brings；
Our meddling intellect
Misshapes the beauteous forms ofthings——
We murder to dissect.
大自然给人的知识何等清新；
我们混乱的理性
却扭曲事物优美的原形——
剖析无异于杀害生命。①
照此看来，对自然和艺术只能有直觉的感受，不能有理性的分析，这就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批评。然而批评总是存在的，它几乎和艺术同样古老。于是在文学批评中，这种有机论变成另一个意思，即象新批评派那样，把一首诗看成一个完整自足的独立实体，它的各个成分“不是象一束花那样并在一起，而是象一株活的植物，花和其他部分互相关联”。②这样，艺术和批评的矛盾消失了，只要批评家注意作品各个成分的“有机联系”，本文分析就不再影响作品的“生命”。正如我们说过的，文学的有机论是新批评派的一个基本观念。
结构主义者对新批评理论基础的动摇，正在于完全不把作品本文看成一个独立自足、有本体意义的客体。他们强调文学系统对个别作品的决定作用，他们的分析着眼于超乎作品之上的系统结构，而不在作品本身。结构主义批评家反对有机论观念，他们真有点象解剖麻雀或青蛙那样，要看看在一首诗里，究竟是哪些带普遍意义的语言特性在起作用。
一、雅各布森的语言理论
诗借语言而存在，语言分析对诗的研究就十分重要，好比色彩分析之于绘画，旋律与和声的分析之于音乐一样。这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布拉格学派和现代结构主义者共同的信念。把这三种思潮联系起来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作为一位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曾提出“文学性”概念，作为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他始终试图从语言功能上说明文学性，研究语言怎样成为诗的语言。
雅各布森在研究语言交际活动的背景上探讨诗的语言特点，发现诗性功能占主导时，语言不是指向外在现实环境，而是强调信息即诗的文字本身。和穆卡洛夫斯基所谓语言的“突出”一样，诗性功能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偏离实用目的，把注意力引向它本身的形式因素如音韵、词汇和句法等等。雅各布森认为语句的构成总是有选择(selection)与组合(combination)两轴。选择轴相当于索绪尔的纵组合概念，即语句中出现的词是从许多可以互换的对等词语中挑出来的，例如“僧敲月下门”的“敲”字替换“推”字，又如杜甫《昼梦》：“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桃花”是从早春时节的各种花中选择来写入诗里的，如梨花、杨花等等，这些词都是桃花的对等词语。组合轴相当于索绪尔的横组合概念，即语句中出现的词前后邻接，互相连贯地组合在一起。雅各布森认为诗的语言的基本特点，就是在前后邻接的组合中出现对等词语，或如他所说：“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申到组合轴”；③而体现这种原则最为丰富的材料，“应当在那种要求相连诗句必须形成对偶的诗中去寻找。”④他自己举的例包括《圣经》里的诗篇、芬兰西部和俄国的口传民歌；其实这些诗不过是排比，中国律诗有严格的对仗，比雅各布森所举各例更能说明这个道理。律诗对仗要求一联中的两句在字数、平仄、句法和意义上都必须形成对偶，如上引一联中“桃花”与“春渚”、“气”与“日”、“暖”与“落”等都是对等词语。尤其有所谓“当句对”，如杜甫《曲江对酒》：“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等句，桃花、杨花、黄鸟、白鸟、巴峡、巫峡、襄阳、洛阳等等，都是可以互换的对等词语，好象本来在纵向选择轴上展开的词，被强拉到横向组合轴上，使前后邻接的字呈现出音与义的整齐和类似，借用雅各布森的话来说，是“把类似性添加在邻接性之上”。⑤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律诗之有对仗，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⑥所谓“使不类为类”，正是“把类似性添加在邻接性之上”，因此诗的语言总是把音、义或语法功能上对等的词语依次展开，既灵活多变，形式上又极度规整，和日常实用语言相比，几乎成为另一种独特的语言。
雅各布森相信，语言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组织的特点。于是在具体分析时，他往往寻找语法功能相同的词在诗中的平均分配，奇数诗节和偶数诗节表现出的对称等等，由此见出诗句结构的格局。他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合作对波德莱尔(Baudelaire)十四行诗《猫》(Les Chats)的分析，就是实际应用这派理论的一个典型范例。他们主要以语法分析为基础，寻找诗中各部分间的对等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详述他们那繁冗的分析。雅各布森在理论上尽管有独特贡献，他的批评实践却并不成功，正如米歇尔·里法代尔指出的，雅各布森和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那些音位和语法范畴的对等关系，一般读者是觉察不到的，因此，“诗的语法分析至多只能说明诗的语法”，而无助于说明“诗和读者的接触”，也就无助于说明诗的效果。⑦作为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把语言分析本身看成诗的一种解释，但是，不考虑读者怎样理解和组织诗中各个成分，就无法解释诗的实际效果，无法说明语言特性怎样在诗里起作用。要建立一套真正能说明诗的特点的理论，就必须考虑信息和信息接受者即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结构主义诗论后来发展的方向。
二、卡勒论诗的程式
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著作，在这本书里他不仅综述结构主义文论的各方面成果，而且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雅各布森的诗论仅以语言特性为基础，就必然失败，因为一段文字是否是诗，不一定取决于语言本身。从法国结构主义者耶奈特的著作里，他引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
Hier sur la Nationale sept
Une automobile
Roulant à cent à l’heure s’est jetée
Sur un platane
Ses quatre occupànts ont été
Tués.
昨天在七号公路上
一辆汽车
时速为一百公里时猛撞
在一棵法国梧桐上
车上四人全部
死亡。⑧
这本是一段极平常的新闻报道，一旦分行书写，便产生不同效果，使读者期待着得到读诗的感受。如果说这算不得诗，那么请看下面这首：
This Is Just to Say 便条
I have eaten 我吃了
the plums 放在
that were in 冰箱里的
the icebox 梅子
and which 它们
you were probably 大概是你
saving 留着
for breakfast 早餐吃的
Forgive me 请原谅
they were delicious它们太可口了
so sweet 那么甜
and so cold 又那么凉
这是美国诗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ams)一首颇为著名的诗，它和一张普通便条的重要区别，不也在那分行书写的形式吗？这当然是近于极端的例子，然而将散文语言稍加变化以成诗句，在中国古代也不乏先例。韩愈以文为诗，辛弃疾以文为词，皆不为病，如辛词《前调》“杯，汝来前”一首，就是有名的例子；再如《哨遍》：“有客问洪河，百川灌雨，泾流不辨涯<SPS=0659>。于是焉河伯欣然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已。渺冥，望洋东视，逡巡向若惊叹，喟：‘我非逢子，大方达观之家，未免长见悠然笑耳！’”这词全用庄子《秋水》首段文意，用语也和庄子原文接近。这类例子说明，诗之为诗并不一定由语言特性决定，散文语句也可以入诗，而一首诗之所以为诗，在于读者把它当成诗来读，即耶奈特所谓“阅读态度”(attitude de lecture)。换言之，语言的规整和独特还不足以概括全部诗的情况，读者读诗时自然会取一定态度，作出一定的假设，这些程式化的期待(conventional expectati－ons)才使人把诗当成诗，把诗的语言区别于日常实用的语言。⑨
卡勒讨论读诗时的程式，第一是诗的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由于诗不是实际的言语行动，诗里的地点、时间、人称都并不指向现实环境，而只是使读者能据以想象出诗的虚构环境，所以即便是抒个人之情的诗，也并不纯是记载一个传记性的事实，读者也总是能从中见出普遍性的情趣。第二是诗的整体性(totality)：日常的言语行动不一定是完整的，但诗却是自足的整体，理解诗也总是力求把诗中各部分连贯成一整体，使其中各成分能互相阐发。与此相关的第三个程式是诗必有意义(significance)：我们读诗，总假定它包含着大于字面的意义，所谓读懂一首诗，就是找出它的言外之意。例如前面引威廉斯那首短诗，我们一旦把它当作诗来读，就不把它看成一张实用的便条，而寻找它作为诗可能包含的深一层意义。按卡勒的解释，吃梅子是一种“直接的感官经验”，这种合乎自然要求的享受却违背了“社会礼俗”，两者之间形成对立，而用便条形式写成的这首诗则是一种“调解力量”，它一方面请求原谅，承认礼俗的重要，另一方面又通过最后几行肯定了感官享受的权利，认为在人与人(即诗中的“你”与“我”)之间的关系里，应当为这类感官经验留出一定余地。⑩卡勒还谈到另一个程式，尤其适用于词意晦涩或极简短的诗，那就是这类诗的意义往往在于反映或探讨诗本身的问题。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只有一行的小诗《歌手》(Chantre)便是一例：
Et l＇unique cordeau des trompettes marines.S
水上号角的唯一一根弦。
据卡勒说，歌手即是诗人，而这一行诗当是讲诗本身。这行诗前后两个名词词组组成二项对立，而且都有双关意义：cordeau(弦)暗指cord’eau(水的号角)，trompettes marines既是“水上号角”，又有“木制乐器”的含义，因此这两个词组是对等的，而利用语言的双关、多义和对等原则，正是诗的特点。于是卡勒作出如下解释：“这首诗只有一行，因为水上号角只有唯一一根弦，但语言基本的含混却使诗人得以用诗的一根弦奏出音乐来。”⑾这一解释正是根据上面所讲的程式作出来的：这诗虽只一行，却完整而有意义，它的含义恰是描述诗本身的性质。解释这首诗，就应当找出其中的二项对立或对等关系，圆满解释其双关语和多义语，把诗中各项看成比喻和象征，隐含着言外之意。各种修辞手法是帮助我们解释文学作品的工具，因为把作品中的词句都看成象征形式，就可以把它们和超出字面之外的意义联系起来，作出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卡勒又强调说：“理解诗并不仅仅是一个变无意义为有意义的过程。”⑿结构主义者并不仅仅以合理解释诗中违背普通语言逻辑的种种难解之处为目的，却认为诗是词语的解放，使词语得以摆脱实用目的的羁绊而“闪烁出无限自由的光辉，随时向四面散射而指向一千种灵活而可能的联系。”⒀由此看来，结构主义者在剖析诗的同时，还希望保持诗的完整性与灵活性，欣赏它文字游戏的性质。
三、总结与批评
结构主义者注重文学系统的“语言”，不那么注重个别作品的“言语”，注重语言普遍性的功能，不那么注重其特殊性的表现，然而诗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形式，重要的正在于具体字句的组织安排。中国古诗有所谓“诗眼”，讲究“炼字”，因为诗格高低往往就在一字一句间见分晓。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改“见”为“望”字，全诗的意味就被破坏。《诗林广记》引《蔡宽夫诗话》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为‘望’字，若尔，则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此者。”又引《鸡肋集》记载苏东坡的解释：“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悠然忘情，趣闲而意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这说明诗人用的字与他要表现的情趣意味密切相关，在一定的语境里只能有一定适当的字，即法国人所谓le mot juste(确切的字)，不能随意改动。分析诗若不考虑字句的细节，只从普遍性的大处着眼，就很难做到细致深入。正象卡勒自己承认的，“结构主义者很难论述具体的诗作，至多不过说，它们可以作例子来证明诗背离普通语言功能的各种方式。”⒁把握住宏观的框架，却不能深察微观的细节，避免了琐碎，却又失之粗疏，这正是结构主义文论的根本缺陷。比较起散文小说来，诗的字句尤其有不可移转更动的独特性，所以整个说来，结构主义在诗论方面不如在小说理论方面成就突出，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雅各布森和卡勒固然都是结构主义者，从我们简略的介绍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却很不相同：雅各布森强调语言特性，卡勒则注重阅读过程中的程式和假定。我们可以说，雅各布森的理论以作品语言为重心，明显带着形式主义的印记，而卡勒的理论力求考虑到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借用他自己提到的一个术语来说，接近于一种“阅读的现象学”。⒂例如在诗的语言问题上，雅各布森着重偏离日常语言的诗性功能，认为诗的语言是极度规整化的、反常出奇的语言，而卡勒则举出以文为诗的例子，证明无论怎样的语言，只要以一定格式写出来，使读者把它当成诗来读，就具有诗的性质。卡勒的程式说当然有一定道理，我们在讨论施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时，已经阐明以俗语入诗、以文为诗在文学史上是经常出现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以文为诗能够产生“陌生化”的新奇效果，正由于大部分诗的语言不同于散文的语言，以文为诗成为少数例外，所以显得突出而新奇。然而有例外恰好证明有公例。雅各布森认为诗的语言尽量偏离日常语言的实用目的，和穆卡洛夫斯基所谓语言的“突出”一样，是把言语行动即信息本身提到首位，在形式上和一般散文语言大不相同，这种看法对于绝大部分诗是完全适用的。诗受到音韵格律的限制，在文法上就不能不放宽，所以古今中外的诗人都享有所谓“诗的破格的特权”(poetic licence)。例如杜甫《秋兴八首》之八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按通常语言应是“鹦鹉啄余之香稻粒，凤凰栖老之碧梧枝”，这种倒装在散文里讲不通，是不允许的，在诗里却成为名句。《诗人玉屑》卷六记载王仲题试馆绝句，有“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句，王安石很赞赏，替他改成“日斜奏赋长杨罢”，而且说：“诗家语，如此乃健。”这说明中国古人把“诗家语”和常语相区别，按常语讲不通的，在诗里却是健语妙语。“诗家语”和常语的差别正合于雅各布森、穆卡洛夫斯基等人的理论。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补订稿中将清代李玉洲的一段话与西方的论述相比较，这一点讲得更清楚：
捷克形式主义论师谓“诗歌语言”必有“突出处”，不惜乖违习用“标准语言”之文法词律，刻意破常示异(foregounding，theintentional violation of the norm of the standard，distortion)；故科以“标准语言”之惯规，“诗歌语言”每不通不顺(Jan Muka－<SPS=2352>ovsk<SPS=2353>：“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in Do－naldC.Freeman，ed.，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1970，40ff)。实则瓦勒利反复申说诗歌乃“反常之语言”，于“语言中自成语言”(C’est bien le non－usage，c’estun langage dans un lang－age一Variété，in Oeuvres，Bib.de la Pléiade，I，1293，1324)。西班牙一论师自言开径独行(totalmente independiente)，亦晓会诗歌为“常规语言”之交易(la poesīa como modificación de lalengua o norma)，诗歌之字妥句适(la única expresión prop－ia) 即“常规语言”中之不妥不适(la“lengua”la expresiónimpropia)(详见Carlos Bouso<SPS=2351>o，Teoriade la expresión poética，1952，6a ed.，1976，I，13－6，113－5)。当世谈艺，多奉斯说。余观李氏《贞一斋诗说》中一则云：“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论山水奇妙日：径路绝而风云通。径路绝，人之所不能通也，如是而风云又通，其为通也至矣。古文亦必如此，何况于诗。”意谓在常语为“文理”欠“通”或“不妥不适”者，在诗文则为“奇妙”而“通”或“妥适”之至；“径路”与“风云”，犹夫“背衬”(background)与“突出处”也。已具先觉矣。⒃
诗歌语言千变万化，在一个极端是乖离常语的“诗家语”，在另一个极端又是接近常语的散文句式作品，两极端之间的诗作在与常语的离合上，则象一条光谱那样，呈现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应当考虑到这两个极端的二项对立，使雅各布森和卡勒所论互为补充而得出较为完备的理论。
卡勒所列诗的几个程式，首先是非个人性，不仅使诗脱离作者的个人身世，也使之脱离作者的历史环境，所以他所说诗的整体性仍然是作品本文封闭式的整体性，诗的意义虽然超出作品字面，但并不能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中找出它的线索。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似乎是放大了的新批评形式主义，尽管它否定单部作品的封闭性，却又把文学总体看成一个封闭系统。文学研究完全成为历史和作者生平的研究固然不可取，完全不考虑作家个人及其时代环境对作品的影响，也会失去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而流于片面和单薄。诗，包括抒情诗，固然不是纯个人的，但在我们看来，承认诗的非个人性意味着承认它包含着普遍性的内容。一首诗如果纯粹是个人的，就不可能使读者产生共鸣，也就不可能有艺术感染力，甚至不成其为诗。但承认非个人性不必否定诗包含的普遍性内容须透过非常独特的、具有作者个性特点的形象和语言呈现出来。文学作品不同的风格显然带着时代风尚和作者个性的鲜明印记，离开历史和作家生平的研究，风格特点便难以阐明。因此，非个人性与个性，或者说普遍性与特殊性，作品与作者及其历史环境，在文学研究中是又一种二项对立，只有考虑到这种对立，理解它们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才能建立起真正较为完备的文学理论。
① 华滋华斯(W.Wordsworth)，《劝友诗》(The Tables Turned)。
② 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作为结构原则的反讽》(Irony as a Princple ofStructure)，见亚当斯(H.Adams)编《自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第1042页。
③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语言学与诗学》，见塞比尔克(T.A.Sebeok)编《语言文体论集》(Style in Language)，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358页。
④ 雅各布森，《隐喻和换喻的两极》(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见亚当斯编《自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第1114页。
⑤ 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见前引《语言文体论集》，第370页。
⑥ 钱钟书，《谈艺录》，第219页。参见同书第13，216—218页论“当句对”。
⑦ 里法代尔(Michael Riffaterre)，《描述诗的结构：分析波德莱尔<猫>的两种方法》，见汤普金斯(JaneP.Tompkins)编《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巴尔的摩一九八○年版，第36页。
⑧ 耶奈特(Gérard Genette)，《形象论二集》(Figures Ⅱ)，巴黎一九六九年版，第150—151页。
⑨ 卡勒(Jonathan Culler)，《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伦敦一九七五年版，第164页。
⑩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175页。
⑾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177页。
⑿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182页。
⒀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巴黎一九七二年版，第37页。
⒁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183页。
⒂ 同上，第184页。
⒃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未刊稿。
现代西方文论略览
张隆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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